第1353章 永和为官,难于上青天
章陵的秋风尚未散尽,紫禁城的素白已渐渐被日常的玄朱之色取代。
新帝朱常澍在完成大行皇帝奉安大典后,正式还宫理政。
朝野上下,经历了一场浩大的国丧与新君登基的震动后,许多人暗自吁了一口气,以为新朝肇始,总该有几年“君臣相得”的缓和期。
然而,他们很快便发现自己错得离谱。
他们似乎忘了,御座上这位五旬的天子,并非初出茅庐的年轻储君。
他是做了四十多年太子、在烈祖章皇帝晚年更实际协理政务多年的“副君”。
一场大病磨去了他部分外显的锋芒,却未曾消蚀他浸淫帝国最高权力核心数十载所积累的威望、城府与决断力。
更鲜有人忆起,早年的太子朱常澍,在父亲尚值壮年、自己地位稳固时,也曾多次展现出敏锐的政治眼光与果敢的处事手腕,其刚毅果决处,颇有乃父之风,只是后来因健康之故,锋芒稍敛。
如今,龙椅已正,大权在握,父皇临终“勿负朕望”的嘱托言犹在耳,那沉潜数年的雷霆心性,便如同蛰伏已久的火山,轰然喷发。
永和元年,第一道震动朝野的诏书便与“宽仁”背道而驰。
皇帝下旨,命礼部、都察院重新刊印洪武朝的大诰,颁发至各州县衙门及官学,令官吏、生员乃至里甲耆老“时常诵读,警醒于心”。
这还不够,他更谕令刑部、大理寺,日后审理官员贪渎、害民重案,须“参酌《大诰》严刑峻法之意”。
“除恶务尽,以儆效尤”。
《大诰》的重现,像一柄寒光凛冽的旧剑,悬在了所有官员的头顶,其象征意义令人不寒而栗。
新帝的吏治之剑,恐怕比先帝晚年更加锋锐无情。
果然,接下来的事实印证了所有人的不安。
烈祖章皇帝晚年整肃,虽然严厉,但处置上仍有流放、革职、抄家等多种选择,尤其对于非首恶、牵连不深者,往往留有余地。
但永和朝对此类案件的判决,骤然严苛。
杨涟领导下的刑部、都察院,秉承上意,雷厉风行。
凡查实贪墨官帑、勒索百姓致人死伤、或玩忽职守酿成大祸者,判决几乎清一色地指向最严厉的刑罚。
斩立决、绞立决。
昔日常见的“流放三千里”、“戍边”等判决大幅减少。
永和二年初,浙江一名知府因侵占修河款导致堤坝小溃、淹毙十余户,被迅速处斩……
同年秋,一名山西的兵备道佥事克扣军饷、亦被明正典刑。
………………
诸如此类,数不胜数。
血淋淋的人头落地,让整个官场为之股栗。
人们惊恐地意识到,新帝的“永和”,绝非一团和气,其下蕴含的,是比先帝更甚的、近乎酷烈的肃杀之气。
与此同时,早已推行多年的张居正“考成法”被重新拿起,且条款被大幅增补、细化。
新的考成条例不仅考核钱粮、刑名、教化等传统项目,更将民情舆情、工程实效(、辖区治安发案率、甚至官员自身及家属的德行操守等都纳入考核范围。
考核周期缩短,标准提高,评定分为“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、中、下”五等,连续两年考为“下”等,或任内出现重大过失者,立予革职,毫不容情。
一时之间,大明官员陷入了前所未有的“考评焦虑”。
许多靠着熬资历、通关节、做表面文章混日子的庸官冗吏,骤然发现官途艰难。
即便是有才干的官员,也倍感压力,必须事必躬亲、精打细算、如履薄冰,才能勉强应对那密密麻麻的考成条目。
朝野私下流传着“永和为官,难于上青天”的感叹。
确实,在这个时代,仅凭科举出身、熟读经史已远远不够,必须具备实际的行政能力、应变智慧甚至一定程度的“民本”意识,才能胜任一方父母官。
知府、县令不再是清贵的“牧民”之职,而是实实在在、千斤重担的“考成”之位。
不断有官员因考核不及格或因小过被严惩而丢官去职,甚至身陷囹圄。
官场流动骤然加快,有人哀叹,有人恐慌,但也悄然逼出了一股务实、兢业的新风气。
然而,就在这雷厉风行、近乎严酷的吏治风暴中,新帝朱常澍却又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另一面。
永和三年春,一部名为《皇室家书:永怀录》的书籍悄然由内府刊印,并经官方许可在市面流传。
书中收录的,并非治国宏论或诏令奏章,而是私人信件。
其中绝大部分,是烈祖章皇帝在当今天子外出办差之时,给他写的书信,其中还有一些,给当今天子的嘱托。
从幼年启蒙到协理政务,乃至病中休养……
信中有对学业的督促,有对政务的指点,有对健康的关切,更有许多寻常父子间的嘘寒问暖、生活琐记、乃至偶尔流露的忧虑与期望。
字里行间,褪去了朝堂上的帝王威严,只剩下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殷殷之情、谆谆教诲。
每一封信后,都附有朱常澍作为太子时,在心中酝酿却未曾寄出的回信草稿,或是对父皇来信的简短感悟批注。
更令人动容的是,书中还收录了朱常澍在登基为帝、尘埃落定后,补写的数封“回信”。
在这些信里,他以儿子的身份,对着自己的 父皇,倾诉登基后的压力、对吏治的坚持、对“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”的思考,以及深埋心底的、未能于父亲在世时尽诉的孺慕与思念。
他写道:“儿今为君,方知昔年父皇教诲之深意,督责之苦心……每遇难决之事,常思父皇若在,当如何处之……‘勿负朕望’四字,重逾千钧,儿日夜惕厉,未敢稍忘。”
《皇室家书》一经面世,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
官方刻书作坊与民间书商争相刊印,一时间洛阳纸贵。
士大夫们从中窥见天家难得的父子真情与教育传承,普通百姓则津津乐道于皇帝陛下也是会写信关心儿子穿暖吃饱的“寻常父亲”。
这本书极大地软化了朱常澍因铁腕吏治而显得冷硬严厉的公众形象,展现了他作为儿子、父亲温情脉脉、重情重义的一面。
许多人读后感叹:“陛下外示严毅,内怀仁孝,真乃刚柔并济之君。”
这本书也无形中强调了家庭和睦、父慈子孝的伦理观念,与他在朝堂上推行的一些敦化风俗的政策暗合。
只是,这刚与柔的两面,都未能持久。
永和朝的雷厉风行与高压态势,对皇帝自身的精力消耗亦是巨大。
朱常澍本就未从当年的大病中彻底恢复,登基后夙兴夜寐,事必躬亲,尤其是吏治整肃牵扯无数心力,使他原本就不算强健的身体,在几年间迅速透支。
永和六年,冬,皇帝再次病倒,此次来势汹汹,咳喘不止,兼有心悸眩晕之症,太医院束手。
勉强撑过新年,进入永和七年正月,病情急剧恶化……
正月十五,元宵佳节,宫城内外灯火依稀,皇帝却已陷入弥留。
他召来太子朱由栋、首辅杨涟及几位顾命大臣于榻前。
此时的朱由栋,已过而立之年,多年参与政务,气质愈发沉稳刚毅,眉宇间依稀可见其祖父朱翊钧当年的锐气,但更深沉内敛。
他跪在父亲榻前,紧紧握着父亲枯瘦的手。
朱常澍目光涣散,气息微弱,已说不出完整句子,只是反复蠕动着嘴唇,吐出含糊的字眼。
“……考成……不可废……”、
“……家书……教子……” 、
“……勿负……”
最终,他的目光定定地落在朱由栋脸上,用尽最后力气,吐出两个字:“……天下……”
朱由栋重重点头,泪水盈眶,却强忍着没有落下,沉声道:“儿臣明白!父皇放心!”
朱常澍似乎了却了最后的心事,眼神逐渐涣散,于永和七年正月十六日凌晨,崩于乾清宫,享年五十七岁。
在位仅六年有余。
“永和”这个本寄寓安宁和乐的年号,在其主人手中,却成了大明官场记忆中最具压迫感、最讲求实效、也最令人畏惧的时期之一。
他以比其父更烈的手段,将万历末年的吏治整肃推向新的高峰,却也透支了自己的生命。
他留下了一本充满温情的《皇室家书》,也留下了一个被“考成法”紧紧束缚、高效却也疲惫的官僚体系……
紫禁城的钟声再次为帝王鸣响,短短七年之内,帝国第二次更换了它的舵手。
一个更为年轻、经历独特、心性难测的时代,即将随着新帝的登基而揭开帷幕…………
第二年,改元大正。
大正皇帝,这个历史上,最为争议的皇帝出场了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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